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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家說語文| 姜廣平:“我并不是葉圣陶的孩子”

京師書院BigData 2019-10-23 12:11:31

姜廣平,南京素養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一?

  要坦率地說出葉圣陶這位“語文巨人”與我并無關系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但事實的確如此,在很多重要的關頭,我都與這位“語文巨人”擦肩而過。

  但我知道,如果你是一個或者曾經是一個語文教師,那么,與葉圣陶相遇,便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順題。你注定繞不過葉圣陶。[1]

  這差不多是一個語文教師的宿命。

  事實上,我也沒有繞開過。

  雖然,我并沒有認真地讀過葉圣陶幾本書,然而,葉圣陶的語文教育思想,或耳濡目染,或潛移默化,或通過其他師友的傳播與影響,總會讓一個在語文教育界立身的人不得不在非常短的時間里就稔熟于心了。這是葉圣陶的力量所在。你不得不承認,葉圣陶有一股這樣的力量。

  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中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都是莎士比亞的孩子。細細思量一下,確實,西方自人文主義復興以來,莎士比亞的影響力,誰又可以否認呢?哈羅德·布魯姆說:“莎士比亞為我們創造了心智和精神,我們只是姍姍來遲的追隨者。”“他為我們所有人思考了所有的問題——聽起來怪讓人不好意思的。”

  愛默生也有類似的觀點:莎士比亞“為現代生活寫好了教科書。”

  但是,哈羅德·布魯姆又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莎士比亞創造了我們,接著就不斷地對我們進行遏止。”

  我這樣理解這句話,西方現代所有的文明人是吃著莎士比亞的奶而長大的。而一旦長大之后,我們想要擺脫莎士比亞,都已經非常困難。而對一個作家,在面對莎士比亞時,你所能做的,就是嘆為觀止、“望峰息心”!

  同樣,這樣的情形在中國,至少在大陸也是存在的:我們都是魯迅的孩子。我們也可以說,“魯迅為我們創造了心智和精神,我們只是姍姍來遲的追隨者。”“魯迅為我們所有人思考了所有的問題”,魯迅“為中國現代生活寫好了教科書。”

  “魯迅創造了我們,接著就不斷地對我們進行遏止。”——我們同樣可以這樣理解這句話,現代中國所有的文明人是吃著魯迅的奶而長大的。而一旦長大之后,我們想要擺脫魯迅,都已經非常困難。

  關于這一點,我們其實也可以在西方文學理論中尋找到理論根據,這就是弗洛伊德式的弒父情結。——請注意,這是所有作家,或者所有想要創造自己的文藝作品的人們不可擺脫的宿命。真正的傳承關系其實也有逆向的。每一個“兒子”的內心,都有著“弒父”的情結與沖動。每一個作家,在尋找與培養了強大的父親后,也在努力地背叛著父親。

范圍縮小到語文界,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我們都是葉圣陶的孩子。這也是非常準確的。這一點,既表明的了我們的傳承,也描述了葉圣陶的影響力。

  這兩個角度,就這樣鎖定了一個語文教師的一生。

  這似乎也是一個語文教師的宿命。大而言之,是語文的宿命。

  你走不出葉圣陶,你掙脫不了葉圣陶的影響。葉圣陶就這樣“綁架”著你,將你帶到了語文場里。因為,正如哈羅德·布魯姆所言,葉圣陶為我們創造了心智和精神,我們只是姍姍來遲的追隨者。他為我們所有語文教師思考了所有的問題,葉圣陶為現代語文寫好了教科書。同樣,是葉圣陶創造了我們,接著他就不斷地對我們進行遏止。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走得出葉圣陶的影響,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擺脫葉圣陶。

  而語文教師的悲劇在于,幾乎沒有一個語文教師能夠努力形成自己的語文教育思想,并像一個作家對抗他的父輩偶像一樣,以“弒父”的方式,完成一代代的語文教育的革命或語文教育命運的嬗變。某種意義上講,語文教師,差不多都是精神上的侏儒。近八十年來,幾乎無一人膽敢有勇氣面對擋在前面的葉圣陶說:來將通名!擋我者死!

  福建學者潘新和在《語文:回望與沉思——走近大師》里,關于葉圣陶,他寫下了這樣的導言:

  全中國孩子、語文教師的良師益友,一位純粹的知識分子,中國語文教育史無法繞過的精神存在。為現代語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方向,并為此踐履畢生。

  潘新和甚至仿照對魯迅“民族魂”的評價這樣描述葉圣陶:語文魂。

  對此,我們除了浩嘆一聲,又能說什么呢?

  但很多時候,面對神圣的語文,面對如此神圣的語文魂,我總無法不產生疑問,是什么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的?又為什么時至今日,我們的語文教學不但未能出現葉圣陶先生所描畫的那種美好情景,甚至到現在都未能走出“少、慢、差、費”的怪圈?語文教學到現在都未能走出困境,不幸而成為一種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如果說,已經成為一個民族的疼痛,可能也不為過。

  葉圣陶,是我們心造的一個脆弱的偶像?還是因為語文教學的文化坐標從來就沒有建立起來從而將他錯誤地作為了我們的坐標?

  坦率地說,一想到這些問題,我的內心非常不安。為中國語文不安。

  我并不諱言,在鄉村、在小城擔任過二十年中學語文教師的我,曾經非常認真的想拜伏在葉氏的門下,積極地依照葉氏的語文思想從事語文教學,努力想在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也使自己成為一個學富五車、縱橫捭闔的語文大師。

  但是,正如上文所說,在很多重要的關頭,我都與這位語文巨人擦肩而過。若干次拿起葉圣陶關于語文教育的論集,若干次又放下了。那種晦澀的文風,那種讓人難以卒讀的文字,讓我這個喜歡讀書的人,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

  我可能會被人們目為狂放,視為另類,然而,我必須講出真話,在我以自己的草率、莽撞、無知、盲目對語文進行著叩問與研究的時候,在我現在業已形成自己的語文世界與文學世界的時候,恰恰,中間的過程將葉圣陶省略了。

  我因此做到了一點:我接受了葉圣陶的影響,然而,我有意無意地控制了他對我的遏止。

  至少在我們的少年時代,我們曾經讀過《孔乙己》,讀過《故鄉》,讀過《一件小事》,讀過《文學與出汗》,讀過《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讀過《失掉的好地獄》,讀過《秋夜》……

  恰恰,我們對葉圣陶知之甚少。

  也就是說,我,其實并不是葉圣陶的孩子。不管是在語文學習的過程中,還是此后在語文教學的過程中,我的師承有魯迅、有胡適、有陳獨秀、有郭沫若、有茅盾、有冰心,這樣的精神傳承中還有施蟄存、王統照、沈從文、錢鐘書、朱自清、朱光潛、廢名……

  如果還要列舉異邦的師承,像現在我所師承的新批評派、日內瓦學派以及耶魯學派等批評家流派以外,更多的如海明威、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威廉·福克納、詹姆斯·喬伊斯、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泰戈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博爾赫斯……

  同樣,這里面并不存在葉圣陶。

  如果將葉圣陶列入這樣的名單,可能很多人都會非常清醒地意識到,是的,葉圣陶,至少與他們不般配。至于才情與哲思、文筆與慧心,也許,明眼人也能一眼洞穿。

  雖然,從語文教師角度而言,我們像一個嬰兒,處在葉圣陶所形成的羊水包圍中,然而,我沒有像費爾巴哈所講的吃下去了葉圣陶,然后成為葉圣陶式的教師。

  沒有。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是說我們這些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曾經享受過世間最美好的教育。現在,細細想來,雖然是最美好的教育,但也仍然有著最深的遺憾。

  像我這個年代的人,現在,都已經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了。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我們受教育的歷程:我們的小學時代,全部在文革中度過。我們的初中時代,則是在文革的余緒中度過的。我在小學時,沒有機會讀到葉圣陶。我們的初中時代,也與葉圣陶無緣。晚生于我們的弟弟妹妹們,在他們的小學與初中時代,有幸讀到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記金華的兩個巖洞》《多收了三五斗》,而我,則是到了高中,才在語文課本上讀到了葉圣陶寫的《景泰藍的制作》。據說,這篇文章是葉老為了語文教學中說明文教學特地寫的范文。現在想來,這篇文章能體現出葉老的嚴謹、精心與用心。然而,初讀之時,覺得這位大師,好像并沒有橫溢的才華,至少這篇中規中矩的文章里,并沒有讓我們更期待的內容,也沒有更多讓我對他刮目相看的東西存在。或者,這么說吧,這項工作,其實并不需要葉老這樣身份的人親歷親為,一個中學語文教師就可以將這項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平庸乃至沉悶的葉圣陶,始終沒有激發起我對他的激情。

  我時常感嘆,為什么也就只相差了一個年級,我們這些80屆的高中畢業生,竟然就沒有能讀到更多的葉圣陶的作品?

  可能,歷史就這樣喜歡與人開這樣的稍帶些冷幽默的玩笑。

  一方面是遺憾,另一方面,則是慶幸:真的不知道如果受葉圣陶的深度影響,我會是什么樣的情形。

  當然,我與葉圣陶有過碰撞與相遇。

  讀大學時,我讀到了葉圣陶的《夜》、《倪煥之》。這是繼《景泰藍的制作》之后,第二次與葉圣陶相遇。第三次相遇是在從中學到大學這一過程之中:我知道了中國語文學科是由這位葉先生確定的。我們也因此知道了葉圣陶在語文界的地位與影響。

  從教之后,我自己親自講授過《景泰藍的制作》,也為高中生們講授過葉圣陶的《夜》。然而,對這篇頗受魯迅《藥》影響的小說,我并沒有覺得它有多么杰出。而在我也開始進行小說創作與研究時,才發現這篇小說,其實可以說粗鄙不堪。我于是就非常感嘆,當時,我們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語文教材編寫者們,并沒有把一些最好的作品拿出來,給那些正是在最好的讀書年華中的學子們。

  其實,葉圣陶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編輯家。葉圣陶是從新文化運動過來的人,作為一個出色的編輯家,葉圣陶曾主編過《小說月報》。《小說月報》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和現代文學史上影響極大,其意義和價值在文學層面已獲充分肯定。從編輯學的角度考察,該刊在葉圣陶主編時期,內容特色與前期迥然不同,具體表現為:淡化理論而偏重創作,多種文體競榮,文學性和藝術性明顯加強。有論者認為,由此可見葉圣陶編輯家和文學家雙重身份的意義。然而,這里的“文學家”的身份,我仍然認為只是一種文學眼光、文學意識與判斷。或者直言之是文學感覺。凡此,葉圣陶具備了,但是遺憾的是他沒有相應的作品來說明自己——當然,作為一個杰出的文學編輯家,其實并不需要用相應的作品來說明自己,最典型的就是策劃并奉獻出《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趙家璧先生。這樣看來,我們就必須發現,葉圣陶的長篇小說《倪煥之》,遠算不上杰作。至于短篇,我只認為,《多收了三五斗》可算是一篇短篇佳構。但也無法與魯迅、沈從文、蕭紅、張愛玲等作家的出色短篇相比。有些作家文學感覺極佳,但出手卻不一定上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的意思是,時至今日,我們再沒有必要將葉圣陶高高捧至文學大師的位置了。一是時過境遷,葉圣陶真的只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人平平,為文平平”[2];二是從文學日益成熟的當代視角看,葉圣陶只不過是一個寫出一定量作品的、算得上是較有一些影響的作家而已——其影響是優是劣,尚在可討論之列。

  說到這里,我想在這里談另一個話題:

  很多從新文化運動過來的人,在作品里可以是滿篇白話文,但在私人書信中,卻是文言文。及至在有關酬唱與唱和中,也多在詩詞歌賦中以格律相賣弄。有些時候,真的讓人覺得那種半文不白的文言文甚是面目可憎。我不明白,即便是像葉圣陶這樣的語文人物,要那么熱衷于自己當年曾經打倒的文言文。甚至到了新中國時期,葉圣陶似乎還抱著這樣的語體。文言文有那么可愛嗎?白話文不可以作為私下酬唱贈答的語言嗎?創造性地使用文言文,或偶一用之,未為不可,如果通篇皆以文言文來表述,恐怕,會出現魯迅所說的“硬譯”之“硬”吧!畢竟已經是世易時移,新時代畢竟再不屬于文言文。然而,我們且看葉圣陶在出任教育部副部長之前的話:

  謂董純才托其轉詢,教育部有意調余為副部長,主持教材編輯工作。如余同意,再設法謀其實現。余主教育出版社,實感為力不及,深冀其移歸教育部主管。今彼無其人選,乃思余入教部(強將“教育部”省略為“教部”,真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要尊這樣的人為語言大師——姜廣平注)。余不能因名義之變更,實力即見充盈。余固無完全脫離教育出版社之想,第(這里的“第”,即便是文言文功底甚厚的人,也少有人明白意為“只”或“但”。圣陶先生不知為何突然之間如何進行語言選擇)求縮小工作范圍,限于看稿改稿,社長與總編輯之名義雅不欲居,至于改入教育部,更非所愿。

  這里,我實在不敢恭維葉圣陶的語言感覺。或者,葉圣陶的語言感覺是上乘的,然而,在使用文言文的時候,卻令人生厭。新文化運動旨在推行白話文,而事實上,白話文的優秀與卓越之處,我們現在也越來越能充分體驗了。何況一代有一代之語言,實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今人何必仿古?所以,我甚至覺得,葉圣陶在這里使用的不倫不類的文言文,實是在作賤曾經產生了偉大的唐詩、宋詞,誕生過偉大的漢代雄文與唐宋散文的文言文。真的不明白,在文言文其實已經難以全面應對現代生活與現代文明的時候,葉圣陶為什么還是抱著不放。甚至,就是在論述語文教學的時候,也仍然通篇文言,如葉氏有名的文章《課文的選編》。至如《語文教學二十韻》,我則認為,完全可以以優美的白話文進行表述而能達到同樣的美學效果。

  這是一個“語言大師”、“語文大師”應該持有的態度與方法嗎?當白話文在“言文之爭”中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之后,現代語言學與現代語文已經走上歷史的前臺,一批所謂“先賢”仍然以文言文說事兒,真的讓后來者費解,我們當初為什么又要費那么大勁去廢止那種他們所說的“死的語言”呢?

  當然,筆者的態度其實也非常曖昧。我對文言文的消亡,抱一種惋惜的態度。文言文是一種體面的語言,是一種高雅而高貴的語言。可惜的是,我們的前輩,已經從根基上消滅了它的使用環境,那種矯枉過正的殺傷,某種程度上斬斷了中國文化的根脈。而在其后,假充斯文式的運用文言文,實在有點酸腐得可以。如果真能像毛澤東那樣填詞作賦,像陳寅恪那樣著書撰文,則又另當別論了!

  話題還是回到我與葉圣陶的碰撞上來。

  1990年代初期,我在江蘇鹽城市西郊一所鄉村中學教高中語文。因為在青年語文教師優質課評比中獲得了一等獎,因而接受了一項任務就是為全區初中教師進行語文教學展示。教研室安排的課就是初中語文教材上的《多收了三五斗》,兩課時完成。上課的目的還有另一項:探討長文短教的方法。給我的備課時間很長,有一個月之多。

  坦率地說,在備課過程中,我很長時間找不到感覺。我不知道如何突破,也無法找到突破口。雖然備課時間長,然而,我還要完成我自身的高中語文教學任務。何況,就是在當時,我也已經開始了我的教育科研閱讀與寫作,為自己定下了很多寫作計劃。

  正是在那段時間里,我發現語文教學特別是公開課教學雖然能提升一個教師的能力與水平,然而,一不小心,就極有可能讓教學滑向表演甚至做假的境地。公開課,其實是一種尋找,它要我們尋找到課文與教師、課文與學生之間的對接點,然后從這個對接點出發,一層層地將課文的內涵在傳授給學生的同時,還要制造出文本與學生之間的緊張關系。而這種緊張關系,一方面,要真實地體現學生的認知水準,另一方面則又是基于文本同時又能走出文本也即理解文本的路徑,同時,又要能在一種和諧的語文關系中發現語文之美和語言之美。

  現在我們經常講預設與生成的關系,然而,在一個真正的執教者那里,所有的生成,除了必須是在可把控的范圍內,還必須有確定與確證的引領者的眼光,引領學生發現,發現我們所面對的文本中所深具的豐富內涵和語言魅力。

  我是在離公開執教的前兩天才終于在一個午夜尋找到那種對接點,這樣才終于設計出了課堂程序中的第一個環節:請你在文中尋找出這篇小說中暗示時代背景的部分。

  由此,我開始層層推進,首先就小說的環境進行破解,然后就情節進行歸納。最后的重點則放在人物上。這樣完成了小說三要素的尋找、認知與賞析的過程。特別是人物這一環節上,我最終讓“舊氈帽朋友”群像凸現在學生面前,并以此讓學生們自己得出一個結論,谷賤傷農,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而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悲劇。

  可以說,葉圣陶這篇小說最為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以群像作為小說的主人公。也可以這么認為,葉圣陶的所有小說中,這一篇,是最為出色的。

  我也由此有了與葉圣陶的深刻的碰撞與接觸。

  也因此,我至今仍然無法忘記十多年前的這一節公開課。

  由此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一個人,與一篇文本的真正的鍥合,在于他受教過或執教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深刻的記憶與深刻的感悟。

  我以這樣的案例,來說明一點:我在中學時代僅僅讀過一篇葉圣陶的《景泰藍的制作》,我沒有在最好的年華,讀到葉氏最好的作品;我因此逃脫了葉圣陶對我的深刻影響,并完成了“我其實并不是葉圣陶的孩子”的人文過程。

  對此,我是非常慶幸的。

  因而,我可以這樣說,從走上教壇的第一天開始,我都沒有接受到葉圣陶“工具論”的觀點。我始終追求語文課的人文氣息。我到現在都記得,在我講解《景泰藍的制作》時,我讓高中生們緊緊記住的是說明文內部存在著一種不可倒置與由主到次的邏輯關系。而在講解《夜》時,我對當時的高三學生們講,這一篇小說,基本上抄襲了魯迅的《藥》而且始終沒有超過《藥》的成就。而《藥》,用魯迅的話說,則追求的是一種“安德萊夫式的陰冷”。這是一種小說味兒,是一種小說的基調。而在葉圣陶的小說里,這樣的小說意味是不存在的。

  “工具論”的觀點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但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被影響。

  真正的悲劇意味則在于,我們從小學到大學,所接觸到的語文課本與語文教學法,以及后來到中學執教所使用的語文教科書,永遠都處于葉圣陶強大的包圍之中。葉圣陶是一座城,我們怎么突圍,都無法走出葉圣陶強大的“封鎖”。

  潘新和這樣論定葉圣陶:“說他主筆現代語文教育史,絲毫沒有夸張的意味。各個時期都有一些書寫語文教育歷史的人,這些人都很杰出,才華在葉圣陶之上的,也不乏其人,然而,葉圣陶是無與倫比的。”

  潘新和這一點講得非常到位,整個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學,其實就是葉圣陶時代的語文教育。葉圣陶代表了一個時代。現在看來,葉圣陶的存在,其實是中國現代語文的悲哀。

  1949年解放后,葉圣陶被毛澤東指定為出版總署副署長兼人教社社長,主持新中國教材編寫大局。當年文學研究派的作家葉圣陶直接操辦了新中國第一代中學語文課文的編選,并定下規矩:“入選文章要加工,思想內容要加工,語言文字也要加工。”

  我們正是在這位“語文巨人”的大刀之下,學習教材并使用教材。

  當然,我們知道,這位“語文巨人”在紅色語境里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沒有可能掙脫包圍著他的那些加于其身的東西。然而,我強調當年的文學研究派,其目的是想提出我的疑問:當初,這個身在“為人生”的詩學價值觀或被人們稱為“人生派”的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文學團體之一員的葉圣陶,為什么在建國之后,卻不能像《小說月報》時期的那位名編一樣保持著文學的良知與清醒的?是什么,使得文化良知也一并喪失?

  人們現在都知道了,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白話詩歌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正是這其中的一個成員,在建國后,卻祭起了“政治標準”與“思想標準”來面對諸如《荷塘月色》、《口技》、《葫蘆僧判定葫蘆案》、《我的叔叔于勒》、《項鏈》、《背影》、《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等文學名篇,使它們以被閹割的形式出現在受教育者的面前。真的想問一句:是誰賦予了他這樣的權利?

  他是否明白,這將在多大程度上傷害語文、傷害語文教師、傷害我們的學生!

  因此,又多了一問:這算不算傷天害理?

  正像很多人所知道的,從癸卯學制為“國文”定科以來,中國語文雖然擺脫了八股教育的“代圣賢立言”的桎梏,然而,百年而下,人們并沒有尋找到一條真正讓語文走向新生的道路。很多人都知道,自語文設科以來,語文就一直處于一種低迷的狀態,偶爾有過一段時間的輝煌,似乎也都是曇花一現。而自葉圣陶主導中國語文以來,以“應需論”、“實用論”為語文教育本體論的“工具論”思想,一直主宰著中國語文的命運,遂使中國語文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語文教師在面對葉圣陶時,還能夠接受潘新和教授所作的此公作為“全中國孩子、語文教師的良師益友”和“一位純粹的知識分子,中國語文教育史無法繞過的精神存在”這樣的定位。

  不畏浮云終望眼,撥云見日終有時。不管怎么說,時至新世紀,我們必須要讓葉圣陶時代結束了。

  說到底,葉圣陶的力量,其實是很微弱的。他無力改變由他作為始作俑者而創設的現代語文教育的命運。也許,我們到了一個需要另設偶象——或者干脆推倒偶像還語文以真正的語文的好時代了。

  教育是慢的藝術,語文也是慢的藝術。論及于此,我想起當年作為中國文化的守夜人的錢穆。

  饒有意味的,甚且,我們稍稍言之過重的一點,也是使我們新中國所有語文教師包括葉圣陶在內的人都得慚愧的一點是:錢穆,是由一個鄉村教師自修而成為學術大家的。

  1949年,錢穆選擇了一條獨特的學者之路,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新亞”即“新亞洲之意,書院繼承宋明書院之風,是寄望將有一個稍微光明的未來。之后,不斷赴臺北講學,聽者空巷。錢穆先生后半生定居臺北素書樓,著書講學,先后完成煌煌巨著《朱子新學案》、《晚學盲言》等多部著作,前來素書樓聽課的有大學生、博士及社會各界人士,前后18年。有人從學生聽成教授,又帶著學生來聽課。錢穆曾對學生說:“其實我授課的目的并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愿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在素書樓的最后一課,宋楚瑜也慕名而來,錢穆慷慨激昂的呼喚:“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時代的變化里肩負起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

  “在大時代的變化里肩負起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葉圣陶做到了嗎?

  我們現在推出的名師諸如于漪、魏書生、錢夢龍、李鎮西、程紅兵、李希貴、吳非、竇桂梅們做到了嗎?

  沒有,我們是不能指望他們更不能寄望他們的。他們所具有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都不足以扛起當代語文教育。他們充其量只是語文之一匠。

  至如李海林、王榮生輩,將語文之理發揚光大,然而,語文之美、之旨,卻從未窺得堂奧。靠他們去構建當代語文大廈,無異于緣木求魚。

  他們甚至連語文教育的文化坐標都未能構建起來。

  讓我們還是從錢穆的話里尋求一點啟發吧:“……不要忘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里探求本源……”

  既然文無定法,那么,也就應該教無定式,同時,也應該不拘文章篇目,舉凡好文章都在我們的閱讀之列,博覽群書。

  所以,我們的當代語文教育,要上承孔子、老子、孟子、莊子、荀子那些仰之彌高的泰斗式人物,我們要繼承他們的財富。誠如柳宗元所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騒》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至如后來之唐詩宋詞、韓柳散文、明清小品和小說,都是我們博取之源。

  此后,于五四之后的學人,胡適、魯迅、周作人、徐志摩、老舍、鄭振鐸、錢鐘書、沈從文、廢名、張愛玲、朱自清、馬一浮、錢穆、朱光潛、梁實秋、熊十力、陳獨秀、陳望道、傅斯年、于右任、湯用彤、汪曾祺等都應該是我們語文學習中最為寶貴的資源。

  而于當代文學,我們要關注并汲取賈平凹、史鐵生、莫言、殘雪、馬原、畢飛宇、劉亮程等優秀作家的文學資源,是他們,將文學語言帶入到鮮活的21世紀,中國文學的流脈也才得以汩汩滔滔、薪火相傳。中國語文應該習得這些優秀作家的作品,學習最為鮮活的中國當代文學話語。

  至如外國文學,當然,不必再死守著巴爾扎克、屠格涅夫甚至像高爾基這些三流作家了,真正的文學大師是雨果、歌德、席勒、卡夫卡、陀斯陀耶夫斯基、海明威、艾略特、博爾赫斯、布萊希特、納博科夫、卡爾維諾以及偉大的馬爾克斯他們。

  至如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康德、羅蘭·巴特、索緒爾、維特根斯坦等大師,都是我們需要像仰望星空一樣瞻仰的。他們同樣以他們豐富的思想與體系,使我們體認到語文的偉大。

結語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作家、思想家、語言學家,其目的只有一個:

  推翻葉氏所謂“語文教材只不過是一些例子”的觀點。葉氏之“教材無非是個例子……”論點,實在是對語文教育的一種誤導。這一觀點背后所蘊含的最大的迷障就在科學主義。因為既是例子,便可“作范”,然而,對文章而言,例子之論,是不能涵蓋其本質內容的。

  語文的回望,要超越葉圣陶,穿透這其中科學主義與實用主義的迷障。

  所以,我們要再度從孔子、柏拉圖那里出發,然后順流而下,討要我們現代語文所需要的一切,重新構建我們這個時代的語文教育世界。

  直言之,我們要借助這樣偉大的人物所奉獻出來的精神財富,構建起我們當代的大語文教育教學體系。

  而不應該也不需要把語文的希望寄托在葉圣陶身上。

  真的,與上述提到的偉大的人物相比,葉圣陶真的只是微末之光。葉圣陶,其實某種意義上愧對他的“圣陶”之名。莊子說,藐姑射之山之神人,“是其塵垢秕穅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葉氏一心追攀圣人,然而,最終卻喪失了圣人所持之文化立場。由此觀之,此圣人所陶鑄之人,并未能克紹箕裘,而終成圣人門庭之外的“政治動物”。

  不是嗎?當我們不得不悲慨于當代語文教師差不多都是葉圣陶的孩子的時候,其實,葉圣陶本身是想成為孔子的孩子的。

  所以,于此,我便提醒天下語文教師,我們,其實不應該是葉圣陶的孩子,而應該是偉大的孔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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